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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四十六章,人事调整

老实说,爱因斯坦不太愿意离开德国,更不太愿意离开欧洲。这倒不见得是真的有多么的爱国。而是舍不得多年以来在德国已经形成的学术氛围。不得不承认,在二十年代,德国这里才是世界科学的中心。

远离学术中心,会给一个科学家带来很多的麻烦,所以不到万不得已,爱因斯坦还是不太愿意走的,所以在和李谦交谈之后,他依旧还是有些犹豫:“我再想想。当然,我们先去中国,然后我再去美国,这个事情不会改变。这要不少时间,应该能看出一些问题了。另外,我觉得您也可以邀请诺特女士一起去中国。”

“这还用你说?”李谦说,“我已经向诺特女士发出过邀请了。而且希尔伯特先生也支持她暂时离开德国,去国外走一走。您知道,诺特女士最近的处境相当的不好,所以她的心情也不太好。出去走走对她来说,也是一件好事情。因此,我代表上海大学和联合研究所,向她发出了邀请,只是诺特女士依旧有些迟疑。她告诉我说, 他需要再考虑几天。爱因斯坦先生,您和诺特女士是同一个民族的,而且又互相熟悉,你有空也去劝劝她,这样我们去中国的路上,就又多了一个可以讨论一些复杂问题的旅伴了。”

诺特作为一位女数学家,在这些年的处境的确比爱因斯坦要艰难得多。首先在经济上,爱因斯坦在1922年获得过诺贝尔奖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奖金。虽然据爱因斯坦宣称他将这笔奖金给了自己的前妻米列娃·玛丽克,但是据说爱因斯坦根本没把这钱给米列娃·玛丽克,而是拿到伦敦的股票市场上去投资。然后在29年的股市风波中,亏了个精光。

但即便如此,爱因斯坦的收入水平依旧是远高于诺特女士的。物理学家本来就比数学家高光,男性教授的收入又比女性高,爱因斯坦还经常性的走穴,这又是一笔收入。相形之下,在大学教授工资最高的时候,诺特女士还只能以希尔伯特教授的助教、讲师的的身份,在大学中任教,后来虽然弄到了一个荣誉教授,但是这个教授一分钱都没有。等到再后来,终于获得了正式的教授编制了,经济已经完全垮了,正宗的教授也很难养活自己了。可以说诺特女士一直都生活在贫寒之中。而去上海大学走个穴,在经济上其实对于诺特也很有帮助,只不过诺特女士是一个高尚的人,纯粹的人,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对于经济方面要求不多,在她看来,每天能提着两个面包,一壶水回家,维持住生命,来进行数学研究就已经够了。

所以,虽然是数学家,但是当李谦拿出一个月就超过她一年的收入的走穴费用的时候,诺特女士却并不是非常动心。她甚至说:“我一个人,每天有一壶水喝,有两个面包吃,也就够了。要那么多钱干什么?”

虽然钱上面的事情诺特女士不是特别关心——虽然她是一位数学家,但是她对工资的数字并不敏感——但是对于安全问题,她也是相当的纠结的。

诺特女士遭遇到的安全问题,比爱因斯坦严重得多。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气要比诺特女士大得多。这种名声,也使得哪怕是纳粹,在这个时候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。但是诺特女士就不一样了。的确,诺特女士是伟大的数学家,而数学则是高居于自然科学歧视链顶端的学科。你看看希尔伯特经常性的鄙视一下爱因斯坦,李谦习惯性的鄙视德布罗意,凭的是什么?不就是因为他们是数学家吗?

但是数学家的名气是出不了圈子的。要说在大众范围内的影响度,李谦大概是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数学家了,但是他之所以广闻人知,并不是因为数学。所以虽然诺特女士在数学家、科学家的圈子里影响巨大,甚至被人们尊称为“代数女皇”、“数学的雅典娜”,但是出了这个小圈子,谁知道她是谁呢?这就意味着她的影响力有限,也就意味着她特别容易被欺负。

因为她的女性以及犹太人身份,她到处被人欺负。如今即使是哥廷根也已经不是世外桃源了。29年底的时候,诺特女士就因为犹太人和单身大龄女子的双重受歧视身份,被租住的公寓楼的全体住户一起,以非常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出去。

除此之外,遭到辱骂威胁也是家常便饭,甚至于直接被某些种族主义分子殴打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“数学的雅典娜”在数学领域内有着强大的战斗力,但是在数学之外,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而已。仅就战斗力而言,和黄婉贞这样的女暴徒差距明显。

“我会抽空去找特纳女士谈谈的。”爱因斯坦在告辞之前,最后这样说。

几天之后,在数学家大会闭幕之后,诺特终于下定了决心,准备跟着李谦先去一趟中国,然后再和爱因斯坦一起前往美国,然后再看看情况决定要不要返回欧洲。毕竟这个时候美国的数学水平,相比欧洲差距还非常大,甚至可能比物理水平的差距更大。

在大会结束后,李谦带着他的代表团以及爱因斯坦和诺特女士南下前往意大利,如果是以前,李谦他们可能还要在意呆利顺便旅行一下。毕竟作为罗马帝国的故地,虽然意大利已经一点都不罗马,但是罗马的那些遗迹还是很值得看看的。

不过这时候,“领袖”已经终止了意大利的议会,在意大利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,如今天天在那里硬充罗马帝国,所以那些古代遗址一带,总是少不了一大堆的最没用的法西斯垃圾在那里自我感动。让人看了,尤其是让来自后世,知道关于意呆利的各种故事的李谦看了,只觉得恶心。

再加上进入意大利之后,那种对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比在德国都要明显,所以李谦干脆便放弃了在意大利玩一玩的打算,直接带着团队在安科纳上了船。

从地中海,经过苏伊士运河,然后通过印度洋再通过马六甲返回中国的航线相比穿过大西洋,然后穿过北美大陆,要短一些。唯一的问题就是,跑这条线的船普遍条件不算太好,速度也不能和大西洋上的那些船相比。

所以等李谦他们回到上海的时候,就已经是32年的十月中旬了。

在李谦返回上海之前,关于爱因斯坦和诺特女士将来来中国讲学的事情,就已经通过新闻,传到了中国。所以当李谦和爱因斯坦以及诺特女士抵达上海的时候,有不少的社会名流都来到码头上迎接他们。

上海市长吴铁城,以及孙夫人宋庆龄女士,还有学界的不少人,比如说中央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蔡孑民,以及上海的各个大学的校长,还有工部局的各位董事基本上也都来了。毕竟爱因斯坦这个时候,几乎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了。至于诺特女士,大部分人也已经通过此前的报纸上的介绍,知道了这位“代数女皇”,“数学的雅典娜”。其实相比欧洲国家,中国人在传统上,虽然有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说法,但实际上对于“才女”什么的宽容度,要比欧洲更高。某位才女甚至还主持过官修史书呢。

所以诺特女士也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很多大学都提出,希望能邀请诺特女士前往演讲。只是诺特女士不像爱因斯坦,她对于靠演讲拿钱并不热衷,只是出于对鼓励大家,尤其是女性学习包括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的目的,挑选了有限的两三所大学,做了一些最为基础的学术报告。

按后来某位弃数从医的同学的回忆,诺特女士的学术报告的听众总是很多的,但是很多时候,当作为她的翻译的陈省身,(因为一般的翻译真的干不了这个活)把她的话翻译完了之后,全场的听众虽然都在鼓掌,但是他们当中真正听懂了的,未必有一个两个——据说诺特女士原本是不想讲得太难的,但是讲着讲着就难了。而他之所以该学医学了,也是因为他听了诺特女士的演讲之后,才深刻的认识到,自己真的不是搞数学的料。

据说这种情况,并不少见,为此李谦还有点埋怨诺特:“某人去学工程了,这当然不坏,但是,其实他也可以学一下统计学的……”

当然,李谦为这种副作用头疼是更晚一点的事情了。如今他还有立刻要头疼的事情——在回到上海大学之后,人民党那边就通过李介生送来了请求购入更多的平价武器,以及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的要求。

因为和胡汉民的争端,以及此后的918,第二次下野、128事变的影响,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,kmt政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没有组织第四次围剿了。如今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平息下去了,丢了的地方也已经丢了,靠着空间,常凯申终于换到了时间,准备再组织一次围剿了。而且,据说这次围剿的力度将比前三次更大,而苏区那边也刚刚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,所以要应对这次进攻,他们必须多做准备。

关于“大规模的人事调整”,李介生没有细说,李谦也没多问,所以他还没有意识到,他的一位老朋友,已经被闲置起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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